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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定谔的猫,喵!

台湾导演黄信尧出过一场车祸后,决定买个带摄像头的行车记录仪。


在商人眼里,摄像头是一种商机,比如主打安防的海康威视,股价几年来涨了数倍,目前市值3000亿元。在交警眼里,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,在保证真实、完整、无剪辑,获取手段合法的情况下,通常可以用作处罚交通违规的证据。在哲学家眼里,摄像头被解读为权力毛细血管般的渗透,如边沁、福柯所提的“全景监狱”。


但搞电影创作的人,脑子里装着奇怪的东西。黄信尧开始觉得行车记录仪是个高科技,之后又觉得,记录仪摄像头记录的影像是车外的公共空间,可是录音记录的则是车里人的私密谈话,是公共与私密空间的连接器。再后来,黄信尧拍了一部以行车记录仪推动情节发展的高分电影,名叫《大佛普拉斯》。


电影是这么讲的。黄启文是家艺术公司的董事长,承接佛像制作等业务。公司的一位穷保安,在另外一位以捡破烂为生的穷朋友的鼓动下,将董事长的奔驰车行车记录仪内存卡拿下来,开始收看收听行车录像、录音。


这两个穷人,借助行车记录仪,了解到了这位董事长的生活:与各种女人dirty talk和车震、与议员搞基、以及谋杀一个女人。


黄信尧在电影旁白里调侃,各位乡亲,行车记录仪是高科技产品,毕竟现代人讲究的,就是有影像就有真相。但导演对视频影像的真相作用则是嗤之以鼻。影片里他又安排了一个情节,捡破烂的穷人因为暴力抗法上了新闻,证据是警方的执法记录仪。但导演又提供了上帝视角:警方故意挑衅、动手,欺负捡破烂的在先,穷人做了反抗。


“台湾前几年流行‘有图有真相’这个说法,可有图不见得是真相,你不可能是全然的上帝视角,每个人的角度观点都不一样,那么哪里来的真相呢?”黄信尧后来接受《新周刊》采访时这么说。


好的导演总喜欢留白。电影里,董事长谋杀了一个女人后,将女人的尸体装进了佛像。这尊佛像是为了护国法会制作的。护国法会当天,刮起了台风。影片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,在一片诵经声里,大佛内部传出轰隆隆的声音,接着屏幕漆黑。恶人的下场,影片并没有交代。





豆瓣的网友们开始讨论:这个女人死没死?台风最后会吹倒这座佛像,让人知道真相?这就像《盗梦空间》影片最后的那个陀螺,导演留下那么一点点的线索,勾起你的好奇心,去推测各种可能性。


这种情况,类似于薛定谔的猫。这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一个实验——把一只猫扔进盒子,盒子里有毒药,毒药的开关由放射性的粒子控制。如果粒子衰变,则会打开毒药开关,但粒子何时衰变都是随机的。


这意味着,如果不打开盒子,你不知道这只猫是死还是活。这是不确定性原则。


举个现实中你我都会遇到的例子。你暗恋一个男生,你觉得他和你有共同语言。这个男生有几种可能形态是:男朋友、好朋友、陌生人。在表白之后,你才能知道他的形态和确定信息。表白成功,他就是“男朋友”这个形态了。(当然,如果这位男生计划把你当备胎,或者有脚踏几只船的打算,你还是无法确定他的形态。)


本周,薛定谔的猫可太多了。


巨亏的乐视网宣布停牌,深交所将在停牌后的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暂停股票上市的决定。会不会退市,不确定。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在天津建立的百亩仿古宫殿被拆除,天狮虽然是直销公司,澎湃新闻称天狮游走在直销传销的灰色地带。是不是传销,不确定。大智慧实际控制人张长虹涉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公安机会拘留,接受调查。是不是真的有罪?他目前只是嫌疑人,不确定。


再说最近的刘强东案。该案确定的事情有几个。第一,刘强东与一个女孩发生了性关系;第二,美国检方因为证据不足,撤销了对刘强东强奸罪的起诉;第三,涉事女孩写了一封民事起诉书,将刘强东和京东告上法庭。


民事起诉书中的内容是否为真相?不确定。


刘强东以及律师回应内容是否为真相?不确定。


女方接受采访的自白以及女方律师的回应是否为真相?不确定。


近期流传出来的录音和视频是否为真相?不确定。


不确定,不仅是内容真实的不确定,还有这些东西能否作为民事官司证据的不确定。在法学里,证据学已经从诉讼法学中独立出来,形成一门学科,有一套范式和规范。证据如果要想有法律效力,需要满足多个条件。


不确定性再多,也挡住不住我们抓住蛛丝马迹,一起演绎,一起推理,一起想象,一起学猫叫,一起喵喵喵。很多人通过社交网络上的信息,与人讨论,形成了自己的判断,包括我自己。


但这几天,我想到了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说过的话。


大意是,用户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、收听、思考大众媒体中,自以为对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所了解而沾沾自喜,把对问题的了解作为行动的替代品,但这些并没有为解决实际问题做出贡献。换句话说,很多新闻,哪怕是刷屏的新闻,跟读者诸位的现实生活无关,好好搬砖,挣钱养家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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